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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空转,写下一个个

时间:2020-02-12 17:28

近30年前,上海曾在土地开发和经济增长之间动足了脑筋。 1990年开发开放初期,浦东启动大规模开发建设,以带动整个城市能级的提升,进而服务于国家战略。但是区域开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面对财力相对匮乏的困境,当时的改革者们开创性地推出了“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模式,由此拉开了浦东大规模开发开放的序幕。 如今面临建设用地硬约束的上海,正在推动进一步提升经济密度,以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承载容量。 缺钱的开发 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凸显浦东开发开放的特色,中央决定在浦东设立四个功能板块——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 彼时上海经受着结构失衡、城市老化、新旧体制摩擦、对外开放度不足以及财政负担沉重等深层次矛盾困扰,所以这四个功能板块承载着当年上海实现经济总量和质量提升的期待,也承载着中国开发开放的重任。 之后,上海市决策部署了“多心组团,滚动开发”的浦东开发开放策略,先行启动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板块,要求抓紧把三家开发公司尽快组建起来,开展“七通一平”土地开发工作,带动浦东推进产业开发、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 前外高桥集团监事会副主席吴震,彼时正在浦东开发办综合发展处工作,组建开发公司的任务由该处负责。 注册一家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实现各功能板块区域土地的“七通一平”等开发建设,也需要资金。但是,钱从哪里来? “有两个办法,要么找财政,要么找银行。”吴震说。 按照规定,银行借来的资金不是自有资金,不能作为注册资金,而且也没有银行会贷款给企业用于注册公司。 转而去找财政,也不现实。当时上海的财政是“吃饭财政”,以1990年为例,上海统计年鉴显示,当年上海总的财政收入仅284.3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70.03亿元。 至于浦东,一是财政薄弱,二是当时浦东新区尚未成立,这些区域还分属于“三区二县”,也就是杨浦、黄浦、南市区、上海县和川沙县,因此想要利用财政资金实现开发就更加困难。 没有资金的支持,刚刚吹响号角的开发开放,该如何推进?穷则思变。吴震和同事们想出了用土地折价入股的方案。 “我们没有钱,但有土地,能不能以土地折价入股?”工商方面给他们的答复是可以,但必须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财政局也对土地折价入股方案给予了支持,表示不管用什么形式、办法,只要走得通,财政都支持。 但另一个难题是,当时上海土地已经由划拨转为批租。1988年8月8日,通过国际招标,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26号地块以2805万美元的中标价成功转让。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批租,上海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按照国际标准开展土地批租的城市。 根据当时签订的外高桥保税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成片出让合同,上海市有偿出让4平方公里土地给外高桥开发公司使用,按照60元/平方米计算,需要2.4亿元资金。 也就是说,外高桥开发公司必须拿出2.4亿元购买这块土地,土地价格形成后才能够折价入股。再加上金桥所需的2.4亿元、陆家嘴所需的6.7亿元,这意味着一共需要11.5亿元,才能启动这三个功能板块的开发事宜。 事情再次陷入僵局。这时,一张毫不起眼的记账凭证让大家找到了灵感:能不能以支票背书的方式,实现“资金空转、土地实转”? “资金空转、土地实转”与土地划拨的最大区别在于,划拨的土地不能有偿转让、出租和抵押,而空转到手的土地,却能够经过国有公司开发后,进入土地二级市场,通过以地合资、以地集股、以地抵押和以地招商等方式,使土地资本与国内外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相结合,大规模地筹集资金。 实际的操作流程看起来也并不复杂:首先由政府土地部门与开发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其次,由政府、银行、公司在支票上同时背书;最后是验资、进行工商注册登记。 虽然如此一来,各个环节就能走通了,但在操作过程中又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吴震说,因为国家文件里没有写“空转”是否可以,所以各家银行都不敢做。后来,上海投资信托公司认为这是一个创举,浦东开发开放就是要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浦东开发开放,他们就支持,同时还为公司提供了200万元开办费。 于是,1991年6月,来自政府的土地部门、财政部门,上海投资信托公司以及三家开发公司,一起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在一张支票上当众背书,成功实现了“资金空转,土地实转”。 大规模开发建设 作为浦东新区土地开发组织的主体,几大开发公司在注册完成后,根据陆家嘴、外高桥、金桥等重点功能区的区域功能性质编制规划,开始主导划分地块,将“生地”转化为“熟地”进入土地二级市场,并运用土地转让的收入进行再投入、再转让,直到区域建成。这其中,金桥开发公司还在全国开发区中率先做到了“九通一平”。 在要素市场化,融资多元化的探讨中,上海通过组建开发公司进行商业性开发,摒弃了传统体制下由政府投资开发,承担全部开发成本的旧模式,形成了政府规范土地一级市场、放开搞活土地二级市场的“资金空转,批租实转,成片开发”的开发模式,这也加快了土地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 而对于开发公司而言,通过对土地价值的提前预支,避免了资金的直接投入,也降低了土地开发成本。对政府而言,则可以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提升了土地价值,加速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循环,进而加速城市化发展速度。 在这之后,浦东新区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建设阶段。 数据显示,截至1999年底,浦东新区以“空转”的形式,向重点开发公司成片出让土地23幅,出让面积61.589平方公里,折算为政府的资本投入61.5亿元,使开发公司吸纳200多亿元的土地合资开发资金、120亿元的土地转让收入,吸引800多家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和总量约400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资金。 外高桥股份董事长刘宏说,“资金空转、土地实转”体现的这种敢想敢闯、永不言败、从不放弃的精神,始终都是浦东、外高桥人二次创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是中国大陆启动最早、规模最大、产业最全、辐射最广的保税区。在多年的发展中,外高桥保税区逐步形成了以国际贸易、现代物流、出口加工三大产业为主体,各行业同步协调发展的产业经济。 截至2017年底,园区入驻企业35831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335家;2017年完成进出口贸易额7959.34亿元,工业产值638.93亿元,航运物流服务收入240.16亿元,保税市场商品交易额14256.02亿元。 而在2013年9月,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又率先在上海挂牌成立,涵盖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 从保税区到自贸试验区,外高桥一直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和功能拓展等各项改革举措,提升贸易能级和便利化水平,经济发展特别是进口贸易呈现增长速度快、新兴动能多、质量效益好、贡献比例大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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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

2013年9月23日拍摄的陆家嘴

这些年,浦东写下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国家级金融贸易区,第一个境内关外的保税区,第一个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

20年前的陆家嘴

陆家嘴:第一个国家级金融贸易区

为什么会设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1990年4月30日中午,54岁的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沙麟,在新锦江宾馆刚会见完外宾,大堂经理匆匆走来,说有电话找。

1991年邓小平讲了一段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次讲话点出了为什么要做金融贸易区。

电话是市委办公厅打来的,请沙麟下午1点30分到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同志的办公室。

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作出指示,必须牵领头羊过来,领头陆家嘴变成世界的舞台。三个领头羊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证券大厦、金茂大厦。示范效应很快出来了,招商银行、建设银行、中银大厦、第一八佰伴,逐一抢滩陆家嘴。

一看表,太仓促!按时赶到肯定来不及究竟什么事?

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宣布成立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统一负责区域的成片开发和协调管理。开发区运用经济实体的形式开发重点小区,利用外资和社会资金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种新机制。

赶到办公室,刚坐定,黄菊开门见山:朱镕基同志要我转达,市委决定派你去搞浦东开发。

近年来,按照加快建设国际一流金融城、世界级中央活动区的目标,陆家嘴打造出拥有与国际齐平的天际线。现如今,陆家嘴入驻企业共数达39958家,已形成以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产业为核心,以专业服务业、文化旅游会展等产业为重点的32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

毫无预兆,但又兴奋。谈了20分钟后,黄菊顺手把桌上一叠有关浦东的资料递给了他。

目前,陆家嘴金融城正在积极对标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东京、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苏黎世、华盛顿等国际一流金融中心城市,积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标国际通行投资贸易规则,同时面向全球推广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品牌、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不断增强陆家嘴金融城在全球金融市场和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而不懈努力。

那一晚,沙麟边看,边摘,边记,一直到5月1日凌晨3点。

金桥:第一个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

最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8个字,奉献、开拓、廉洁、求实。

金桥开发区,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出口加工区,2012年10月更名为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那时候,第一次认真地面对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我是打算,这辈子都交给它也值了。时隔20多年,77岁的沙麟仍然感慨。

2015年4月,金桥开发片区共20.48平方公里纳入上海自贸区扩区范围,金桥进入自贸区时代。金桥现代汽车产业是浦东新区首个千亿级产业,约占上海行业总产值1/2。金桥智能装备产业,产值200亿左右,约占上海市1/4。

对当时的上海来说,开发浦东酝酿期盼已久。但当这块巨大的蛋糕实在地摆在面前,第一口吃什么,怎么吃?没有答案。

金桥开发区有许多第一。

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浦东会是什么样。

2015年,沃尔沃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上海自贸区扩区后的第一家融资租赁兼商业保理的外商独资企业。

沙麟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毫无准备,却又似乎已准备了很久。

2015年4月,入驻金桥的中移德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移动与德国电信最新组建的合资企业,成为首家拿到增值电信牌照的车联网运营合资企业。

任务,是突然降临的。但之前一年,他被派遣赴美经济考察,系统学习考量美国的经济发展,一年的辛苦努力,仿佛恰是为这一天准备的。

2015年7月,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在金桥注册挂牌,成为上海自贸区扩区后在区内设立的首家外资认证机构。

沙麟深感使命重大。这辈子,交给一项事业,值了。

2018年3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制度启动,来自法国的欧莱雅集团成为第一家注册企业。

无论改革、创新,抑或再寻常的个人事业,万事皆须从无到有,从头起步。

外高桥:第一个境内关外的保税区

而与所有宏大历史一样,大幕开启之际,最先被改变的永远是个体的命运。

在浦东,由一道围网隔开的两个区域,被人形象地称为关内和关外。关外这10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是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

大时代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辈子交付的勇气,脚踏实地的坚持,还有,就是改革的智慧。

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启动最早、规模最大、产业最全、辐射最广的保税区,享有货物可在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自由出入,免征关税和进出口环节税,免验许可证,免于常规的海关监管手续等特殊政策。

28年来,外高桥保税区率先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海关监管方式,保税货物空运直通,EDI无纸通关,分批出区、集中报关。外高桥保税区率先开展进出口经营权试点,率先开展外汇管理试点。

搞开发,需要钱。按规划,上海拟先启动陆家嘴、金桥、外高桥3个开发区,总面积十多平方公里,以当时1平方公里开发成本2亿元计,需启动资金20多亿元。

200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是中国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作为外高桥保税区功能的延伸和国际港口物流联动发展示范区,可同时享受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相关政策和上海港的港航资源。

这笔钱,对还是一张白纸的浦东来说,捉襟见肘。

2011年9月23日,外高桥保税区成为中国首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为外高桥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3个几乎空壳的开发公司成立了,向银行借了200万元开办费,才有了办公室。当时的开发办负责人杨基昌在《浦东开发最初的日子》里回忆:当时,朱镕基表示,一个公司给3亿元,滚动起来用。

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发展,外高桥保税区已成为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效益最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各大保税区中居于重要地位,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重要的国际贸易基地和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前沿。

过了几天,朱镕基又说,3个公司9亿元不行,因为振兴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钱。这样吧,一个公司给1个亿,先张罗起来。

又过几天,朱镕基即将赴北京工作。临行前,他再对杨基昌说,先少给一点,马上启动要多少钱?

杨基昌感到难以启齿,想了想,对朱镕基说,那就一个公司3000万元吧。能行吗?朱镕基也意识到,这一数字可能太少。

土地出让,空转启动。杨基昌提出了一个讨论再三的方案。

可以说,是这一创造性的举措,改变了上海的整个格局。沙麟说。

通俗解释这个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开发公司开出支票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出让金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

一张支票,经手开发公司,从财政局到土地局再回到财政,看似多此一举,资金空转了一圈,土地划拨了,但其价值在于,一举解决了国家划拨土地不能抵押转让的政策框框。开发区有了土地,便可名正言顺地再与其它企业联合开发、转让,解决政策、资金难题。

这与1988年上海的首次土地批租尝试,与更早的深圳试验,国家直接公开挂牌招标,邀请企业来造大楼的不同之处在于:上海采取的方式接近于内部转账方式,土地使用的主动权仍在政府手中,由此级差地租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再与外资企业合作解决资金难题,联合开发。

1992年6月,上海市政府决定,以内部转账的方法,向浦东新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3个开发公司,出让551万平方米使用权,由3个开发公司采取成片受让、开发、转让、再受让的方法运行。这也是上海首次土地成片转让。

通过内部流转的方式,盘活了土地资产,浦东开发的启动资金从向政府要钱转向了向市场筹钱。

也正是突破了这一点,才有了后来的BOT,债券、通过市场与银行筹措资金,这些,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最初的资金来源。沙麟说。

但是,钱,不是万能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东,这是在国家给予政策后,上海人必须探索的首要问题。

最终确定的一个重要方针是规划先行,而在规划中,功能规划又必须领先于形态规划。

这就好比要造一个足球场,我说要考虑规格,是举办世界杯、中国杯,还是上海杯?如果这样建,我们的功能能不能达到原来的预期?在全世界售票吗?请得到世界级裁判吗?能够请到大腕级足球队吗?不然球场空空如也,浪费很大。赵启正说。

作为浦东新区首任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至今对浦东充满了感情:那些高楼大厦和能用数字表达的成就,是浦东的硬成果;而浦东的开发者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跨国合作、人才培养、改革政府职能等方面,证明可行的一些思路和经验,是浦东的软成果。现在来看,这些软成果更值得我们重视。

新区的形态开发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开发,就是其中之一。但在大干快上风行一时的当初,要坚持这一点并不容易。

陆家嘴金融城的规划过程,如今已成为城市规划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但在当时,第一任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负责人王安德,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陆家嘴发展得慢,不出形象。王安德曾如此回忆。

金融贸易区最终确定在陆家嘴后,朱镕基提出必须搞国际方案的征集,即使方案不成功,也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广告。这一次破天荒的国际规划征集,邀请英、法、日、意等地的设计师分别设计,17位国内外专家就10个方面提出41条深化意见,上海再组成联合设计小组,由3个方案最终变为一个。如今中央绿地、3栋高楼等经典设计,在那时皆已确定。

历时两年,办了两次国际规划研讨会,方案修改20多次。1993年12月,最终方案获批。如今回头看,若为一时政绩,陆家嘴建设不按功能分类建楼,短期看肯定合算。但从长期城市发展看,肯定有问题。王安德表示。

更重要的是,浦东城市规划改变了过去上海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开始注重规划,用世界智慧、水准、眼光这是浦东开发为城市提供的重要智慧。

人气。这是胡炜刚到外高桥保税区时,一个天天为之睡不着的词儿。

从黄浦区副区长到浦东新职位,从繁华的外滩到一脚烂泥塘,1990年9月11日正式批准的外高桥保税区,在1992年胡炜到来时,还是没有热起来。

不是不吸引眼球,引不来人,其初始的热闹甚至和今天的自贸试验区有点类似,当时这个中国第一家保税区成立后,最初迎来的就是一股注册公司的热潮。

但直到1992年3月10日,外高桥保税区通过海关的联合验收时,同意启用的面积只有0.453平方公里。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还有人明确提出,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翻译,应当准确地叫作保税仓库区。

若只是一个迎来送往的仓库,保税区怎么带动上海经济发展?

不做仓库的话,又该做点什么?

想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但谁会来?胡炜左思右想,还是先热起来最重要,当时能做的就是招商引资,搞最初级的来料加工,做最简单的加工产品和外贸。

层次是不高,但从零到有,这是生存的需要。两年,贸易额超过1亿元。

直到入世,我们才意识到做出口加工、保税仓储太简单了,必须将保税、免税、自由贸易功能发挥到极致。于是就引入世界高端跨国公司,英特尔、惠普、飞利浦纷至沓来。胡炜说。

赵启正以煤炉为喻。煤炉开始点燃时,要拿纸和木柴把煤球烧着,免税减税等优惠政策就是纸和木柴,但一旦有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工业环境,纸和木柴就不重要了。

我们当时信念是,保税区的功能开发,始终是我们管理者最重要的探索。其次是按国际游戏规则办事,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胡炜说。

用落地大鸟叫声,引观望群鸟落地。赵启正妙语如珠:大鸟的说服力在于它说的是鸟语,同伴能听懂,更容易引起集聚效应。要让中外投资者的思想和你共鸣,才有好效果。这不是好饭、好茶所能达到的。让投资者充分理解浦东开发的前景和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地位,是最重要的。

从零至一,从一而万。2012年底,总共才10平方公里的外高桥保税区,贸易总额已达1万亿元,进出口总额1000亿美金,税收1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100亿元。

许多亲历者至今记得,浦东大道141号办公楼和食堂,挂着一句标语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

要与国际接轨,这一当下已耳熟能详的理念,实践起来却依然不简单,至今也不乏拷贝走样者。

当年的浦东开发,究竟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国际水准,才能与国际接轨?

一个方法是,学习。杨基昌曾撰文回忆:时任浦东开发办研究室主任王安德要出国培训,有人认为初创时期人少事忙,主张不放,我说放,越是忙越要学。后来朱晓明、张贤训、舒榕斌等浦东开发办的大将都陆续被送出国培训,带回大批国外最前沿的理念。

更重要的是学什么。沙麟在1990年5月一次研讨会上便提出,要点在于从我们的国情、市情出发,充分吸取已有的开放区经验也包括某种教训,充分借鉴国外诸多成功模式,但一定要立足上海市情。

时任浦东开发办副主任的黄奇帆,曾这样对媒体表述:浦东开发要贯彻这样一个战略,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打的是世界牌;在中国范围内,我们打的是中华牌;在上海范围内,我们搞的是东西联动;在浦东范围内,我们搞的是城乡一体化

在这样的理念下,从陆家嘴、金桥,到外高桥、张江,浦东每一地的开发无不借鉴了众多国际经验。在外高桥,胡炜邀请专家学者多方考察学习,1996年汇集成册《世界自贸区研究》,成为当时研究自贸区最详尽、权威的资料。金桥借鉴国际先进做法,超前实施九通一平和一根烟囱模式,采取集中供热和节能排放,吸引了众多外商入驻。至于陆家嘴,其规划本身就是集世界智慧的结晶。

吸收世界的智慧,世界的资金,世界的技术,世界的经验,最终是否成功,沙麟认为,效率是其中评判标准之一。新章、新事、新办,不但要有开始的初速度,还要有持续的加速度。所有创新的措施,都要看其是否能够促进、办成事业为准。

为了一条政策,外高桥保税区坚持了12年。

作为国内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享受了诸多自由港优惠政策,胡炜将当时的优惠政策归纳为3个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货物进出自由。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其中贸易自由是最重要的,这是对当时严格贸易管制的一个突破,保税区是唯一外国资本可以设贸易公司的地方。很快,保税区内的贸易公司已上百家。但区内外的政策并不协调。根据当时的法规,国内与国外贸易是割裂的,区内贸易公司只能对境外开展业务,不能与国内贸易联动,使得早前进入保税区的贸易公司成了孤岛。这个结不通,保税区无法依仗国内市场,发展无从谈起,再好的政策只是墙上挂的。

胡炜调研后做了两件事:一是引入竞争机制,将原来的一家开发公司拆成3家,区内招商引资顿时热火朝天;二是推动建立生产资料交易市场,1993年正式开业,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保税市场。

开始定名的时候。还不敢提生活资料交易,只能先是生产资料。我们把保税区不是出国胜似出国效应发挥出来,请大家来看,都觉得好,这就是个很好的开端。胡炜回忆。

后来保税区开始想办法,利用平台将国内外市场对接,一开始只能悄悄做,保税区不断向中央反映,反映了多少次,胡炜自己也记不清了,真的,是无数次。

后来又出了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区内的贸易企业没法开增值税发票,只能在区外再设公司开票,被查了很多次,查清情况属实后,胡炜们只能一次次帮着做相关部门工作,毕竟这与偷税漏税有着本质差别。

直到2005年,中央终于下文,明确保税区内企业有分销权、贸易权,可以开增值税发票。政策一开,保税区内的交易量冲上了1万亿元大关。

曾有领导到保税区考察,惊讶于保税区的交易量为何有这么大,有如此多特殊的优惠政策。只有胡炜们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多少年来坚持的结果。

现在再看,外高桥得到的许多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特别待遇:产品进入境内或运往境外可豁免许可证,可兴办贸易机构经营转口贸易和第三国贸易,境外运入保税区货物、物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却都是外高桥一步一步在具体操作中,在问题导向中,突破探索得来,也是不断创新得来。

国家讨论整体政策,我们考虑具体做法。用赵启正的话说,创新一定要自己读懂。

探索,不可能不碰钉子,但若自己不敢试,突破就更无从谈起。

胡炜清晰记得1996年《外高桥保税区条例》出台的前前后后,当时我们研究全世界的自贸区,发现国外是先有法律,确定可以做什么,有了规矩再办事,而我们是边办事、边定规矩、边探索创新,这就更要在主观上不断总结经验,加速规矩的形成。

这其中,游戏规则的制定,是最重要的。胡炜认为,当时说要和国际接轨,接轨什么,就是贸易的游戏规则。包括诚信、知识产权保护、价格机制形成,一定要按国际惯例来做事。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法规。

当时,深圳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当地特殊地方法规,而上海没有。1994年,胡炜提出,浦东不能定,外高桥是不是能先定个政策?为此,专门的法制建设调查小组成立了,1994年8月启动,1996年12月市人大通过,用时2年。

为什么这么久?胡炜笑:当时我的期望很高,希望能借此有很多政策突破,于是埋了很多钉子。做好后,我们看看很满意,但还需中央的同意。

于是,这份满是钉子的法规送了上去。一个个部委看过,个个火眼金睛,把钉子全撬了出来。拿回来再看,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突破。

还要不要出?有过争议,但最终我们认为,基于有些政策一直在变,若能将当时条件下的看法,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应该也是一个进步。

1996年12月,这部胡炜没抱什么希望的,中国第一份地方性的保税区条例正式通过。

没想到,效果大大超出了胡炜的预料,很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他们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的法规,证明上海是按法来办事的,我们对此有高度的信任感。

这真的是对我一个极大的法制教育,也强化了我们要不断敢于尝试的劲头,不能怕碰钉子。胡炜笑道,这些年,给他的最大感受,就是要坚持三个自由的政策创新不动摇、坚持市场功能建设不动摇、坚持体制创新不动摇、坚持法制完善不动摇。

1995年7月,雨下了一星期,贝尔公司的车间竟被泡在了水里。

当时,贝尔公司承担的任务是电子交换机测试,若设备进水可能是几亿元、十几亿元的损失。

朱晓明急了,这位开发区的总经理,到北京路去借或买小水泵,全公司30多名干部全部出动,日夜帮忙抽水,星期天也没歇。

雨稍歇,贝尔总裁和总工程师拿出厂房图纸,才发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因为之前没有在江南梅雨地区的设计经验,近8万平方米的厂房,排水设计严重不足,水最终倒灌进来。

原因找到,问题解决,但企业对金桥开发区很是感激。

政策能引来企业,服务能使企业安定,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时至今日仍有效。

朱晓明在一次演讲中说: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要解释什么是浦东精神,我想用这些故事就可以了。

已经一代人了,二十多年,当初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依然在流传、被回眸。回眸激情与智慧,如草蛇灰线,贯穿其间。那些破解难题、开拓创新、令人叫绝的干劲与聪明,对当下有启示。

上海下一步发展,仍然要依靠改革创新,改革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智慧,没有勇气干不了,没有智慧干不成。

改革无止境。